政治宪法学首先抛出的问题是：宪法从何而来？[34]政治宪法学自问自答：宪法是制宪权的结果，制宪权是常态的发端[35]，孕育着规范宪法的状态。

当限政要素遭到否定或破坏、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就形成为暴政，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权置换成本与社会代价巨大的政治革命，并使暴政集团遭到历史的清算。在宪政的硬核之外，其关键元素与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程度在宪政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各不相同。

（4）社会改造性：历史进步将逐步侵蚀由风俗与不同阶级构成的古宪法，移风易俗，拉平等级阶层差别，形成无差别的人民社会，这正是当西哀士写下的著名句子‘何谓第三等级？全部都是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人民期待建立统一的宪法统治体系，现代宪政政府顺势推动这迈向进步的历史潮流，现代宪政政府的规训政策与理性化政策则导向一致性之行为规范与统一制度的建立。于是限权就被逐渐解释成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防止国家或政府权力遭到滥用，从而构成对公民的权利侵害。[4]伊朗‘宗教民主制的实践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竞争性选举民主与广泛的参与民主不一定非要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在共同信仰之下，也即在保持普遍政治共识的战略稳定层面下，也可以实现真正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与参与民主。我一直认为不存在要不要宪政的问题，一定需要宪政，每个国家都一样。在周末的诗句中，怨天、骂天、恨天的诗句屡见不鲜。

总之，宪政旨在为国家权力确定基本规则、制度边界、行为底线，以保障基本民权与国家秩序，实现善治。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称为五行，认为这五种物质各有不同的属性和作用，人们只要善于利用其属性和发挥其作用，世界就能够在正常的秩序中发展。由是，不仅导致改革难度和风险后移，而且，难免钝化改革的主动性，并很可能酿坐失良机之遗憾。

其一，改革成果的碎片性。[35]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86页。这种试探性改革本身注定是多元、零散和碎片性的。转引自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 1964 年，第 166 页。

倘若承认实践者不是木偶，而是实践主体，那么其能动地执行和适用规则便是宪法运行之常态。毕竟，墨守陈规所可能带来的只能是一潭死水的政治，活的政治则永远在推陈出新中引领着社会的发展。

譬如，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存量后增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走向共同富裕，等等，都是对改革之阶段性所作的描述。其三，规范实现即价值实现。任何与这个标准相抵触的规范，都是无效的。与改革相向而行的82宪法30年来的演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为回应试错性社会变革之压力，以事后确认为基本手段，而不断调适自身的过程。

其经典表述即所谓可改可不改的，不改。[24] 前引18，卡尔·波普尔书，第34页。【注释】 [1] 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58]此时，价值以规范的高级法身份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具有攻击性，它不仅是违宪审查据以判断实在法规范正当性的标准，也是公民据以反对实在法规范的武器。

（2）宪法的演化过程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宪法秩序本身具有自我再生产之能力，宪法只是在对其自身推动力做出反应的过程中才发生变迁。其基本意味有三：（1）规范当然地反映价值——在宪法规范的创制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价值的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同志在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系统论述过，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2）是否有助于提高政治的民主性。

（3）咸与维新、四处开花的改革注定是分撒的、片面的，其成果只能是零散的，不具有整体性。而且，即便是最理想的宪法，其规范也仅仅是对其价值的某种程度的反映，而不是价值的全部。[40]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中国宪法回应型宪法模式之属性，并不否认政府在宪法变迁中的作用或者贡献。若固持以这些规范来衡度或匡约社会现实，并据此对社会变革提出合法性诘难，则是对文明的反动。制度改良的基本要义在于：在坚持根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对妨碍发挥根本制度优越性的相关制度进行局部调整或修改——这种改革不是去寻找社会的理想的终极的善并为它战斗，而是寻找社会中的最大最紧迫的恶并与之斗争。藉此，将违宪性判断的证明负担转移给了制度合宪性的挑战者，此即所谓回避宪法问题方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改革者抛弃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代主流政治家们所惯持的整体主义或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思维，避免了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的冲动，[23]选择了渐进的技术性修补式的社会改良模式。（3）宪法价值或者精神须以宪法形式为载体——离开规范的价值或许存在，但唯有被规范所吸收，并以规范的形式才可能成为匡约现实社会的准则。

既存秩序有其不可改易的元价值，改革的意义在于对既存秩序的尊重和优化，而非突破甚至颠覆。[57]②评价式作用，即在规范实施阶段，主要通过审查者之手，价值被当作规范正当性评价的标准。

因此，在判定或检验实是什么的时候，不能以其名，而应以其取。而这种方法的逻辑前提就是承认：任何尝试性或者实验性改革都会有错误，都有可能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

（2）宪法价值与宪政规律是一种客观秩序，宪法形式或者规范仅仅是这种客观秩序的载体，但并非客观秩序本身——那些不能真实或者全面反映宪法实质价值和客观规律的宪法形式或者规范，不过徒具宪法之名而已。如果一个规则体系不能导出某些公正的结果，我们就不能认为它尊重法治。[3] F. L. Morton, Judicial Review in Fr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88), Vol. 36, No.1, Winter, 1988, pp.89-110. [4] Gustavsson Sverker, Thick and Thin Constitutionalism, Statsvetenskaplig tidskrift, 112(1), 2010, pp. 37-40. [5] 参见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 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载《哲学研究》2010 年第 7 期。[73] 参见前引21，胡鞍钢文。

至少在理论上因之削弱了形式法为对抗国家恣意行为而提供的种种保护，或者为防止国家干预一直属于人们交往的地方性领域或私人领域而设定的障碍，这一趋势也可能危及到个体存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辩，映衬于当今中国之现实，或有诸多隐喻。

（2）价值具有绝对性，规范服务于价值——相对于规范而言，价值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不依赖于规范而存在，也不依赖于规范而发生作用。[40] 参见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规范与价值之可分性为逻辑前提。[41]（3）宪法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共变受制于社会充分复杂性原理的制约——社会变革信息如何转译到宪法结构之中，实际上取决于宪法体制的内生演化机制和外生演化机制的相互作用，即宪法在遵循其内在演化逻辑的同时，不得不适应社会分化的特定水平。

既然宪法是由凡夫俗子所制定的，那么成文宪法的缺陷就在所难免。[16]强调实乃检验名的标准或依据，而不是相反。[15] 其二，在认识论上，坚持以实察名。[12] 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7 页。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立宪者也不可能未卜先知，所以指望一部宪法能够天衣无缝地涵摄现实与未来，多少有些浪漫。[55]（3）价值是判断规范正当性的内在尺度——价值作用于规范的方式有两种：①渗透式作用，即在规范创制阶段，通过立法者之手，将其灌注到规范之中。

其三，在价值论上，主张名优位于实。[10]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争论莫过于良性违宪说。

（一）理想的立宪主义 如前文所述，形式合宪论即理想的立宪主义，是一种侧重于从规范层面解释宪法判断之依据的宪法哲学——它与我们从19世纪承继而来的法与国家的经典模式所强调的马克斯·韦伯式的形式理性一脉相承。（3）在宪法上的价值与规范的关系，有似如德国宪法中宪法核与宪法律之关系——相对于宪法律而言，宪法核存在于当一国为政治决定时，多数与少数持续不断地对保护宪法上基本原则具有一致性的共识，[50]它包括共和政体、法治原则、民主政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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